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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孩子从恐惧艾滋病，到提早预防，需要卫生和教育部门通力合作

文/ 辛颖 乔佳慧

编/ 王小

岭南伙伴校园艾滋病宣讲活动中介绍如何使用安全套 图/受访者提供

2022年12月1日，迎来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，也是21岁的小可感染艾滋病的第七个年头。

14岁那一年，成为一名飞行员是他的理想，他成绩优异，被保送升高中。然而，完美生活被突然打断。入学前，小可做了一次体检中，拿到的是一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（HIV）阳性报告。小可的人生被贴上了HIV病毒携带者的标签。

这次筛查是小可主动提出的。因为他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大朋友，有几次发生性行为，没有使用安全套。

小可虽然知道HIV会通过性行为传播，但对安全套的使用只有模糊概念，并不真正清楚什么是高危性行为，又该如何保护自己。

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（下称北京佑安医院）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孙丽君的眼中，小可不是特殊案例，她的患者中，青少年患者在逐年增加。

尽管至2021年，中国艾滋病新增感染者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，但青年学生感染者每年新报告约3000例。《青爱工程性教育防艾的社会疫苗探索与实践》报告显示，2020年，新报告青年学生病例数占15岁—24岁的人群22.3%，即新增约1.35万青少年感染HIV。

青少年感染者已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重点。全球新发感染者中，青少年占三分之一，主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。

中国青少年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，占98.6%。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下称艾防中心）宣传教育与预防干预室副主任徐杰介绍，其中男性同性性接触传播约占65%，异性性接触传播占30%以上。

多位一线从业者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多数青少年感染者了解艾滋病的防护知识，但仍然会有高危性行为，所以只宣传病毒的危险，不足以遏制趋势。那么，如何实现全球的目标——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？

全员治疗是最好的预防

这几年感染艾滋病的孩子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，确诊后坐在地上哇哇哭得少了。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负责人李小米感受到，原因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艾滋病不会死人，治疗药物也是免费的。

回忆起自己的感染经历，21岁的小丹语气略显轻快，如果不是你联系到我，我几乎就快忘了我有什么特别的。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好。

小丹发现自己喜欢男孩子后，也是在网络上找朋友。五年前的暑假，小丹在医院确诊尖锐湿疣，医生建议他去疾控中心做HIV检测。确诊后，为了避免再多一个人知道小丹感染HIV，母亲第一时间带着小丹离开这座北方的四线城市，赶往北京佑安医院治疗。

虽然孙丽君医生一直介绍，只要坚持按时服药，免疫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，不仅生活质量不受影响，与正常人的寿命也能相近。但直到服药两年后，体内的HIV病毒载量降到0，传染性超低，小丹才真的相信，自己可以和普通人一样生活。

艾滋病现在已成为慢性疾病。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从2002年的39%，下降到2019的3.7%。

现在唯一提醒小丹有所不同的，就是装在维生素瓶中的抗HIV病毒药物，最初一个月2000多元药费，让小丹有一次崩溃，在母亲第一次出去买药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觉得自己给妈妈添了麻烦，太不争气了。

小丹这一代的患者已经是幸运的。孙丽君感慨。

早期的患者无药可用。21世纪初，在中国因不规范采血，引发艾滋病高发，此时国外鸡尾酒药物疗法每人每年需要十万元左右。而国内感染者用不起这样贵的药，也缺少治疗的医生和检测设备，一度国内感染者人数急剧上升。

国际的经验是，投入资金，推动全员治疗，才能减少传播。患者负担降低，得益于2003年底国务院下发的四免一关怀政策，其中包括免费发放艾滋病治疗药物。仅新冠疫情期间，佑安医院每年要为受到影响不能来京的患者，寄出近1万份药物。孙丽君介绍，我们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用药。

现在，绝大多数中国患者都可以享受免费抗HIV病毒治疗，由疾控部门统一采购，提供三种不同作用机制的八种药物选择，根据中国人的体质不断优化用药方案。

根据公开数据计算，仅买药一项，就花掉政府在艾滋病防治经费的19%。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2018年全国财政为艾滋病防治投入近80亿元。

免费药物，吸引患者积极地参与治疗。于是，全国存活感染者的治疗比例从2002年的0增加到2020年达到92.9%。

不过，中国仍有约5%左右的天然耐药患者，只能选择市面上20多种更为昂贵的自费药。

2018年，其中三款新药通过国家医保谈判，降价进入医保报销。患者治疗负担大大下降，中国的治疗水平与发达国家已差异不大。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小丹的药价也降下来了，自费在医院买是850元，网售药店甚至可以低到六七百元。原来他一天要吃三款药，早上一粒、晚上三粒。自2022年2月用上了新药，一天一粒，更方便了。

最大限度提早自我筛查

刚刚在高三模拟考中得到670分的高分，小彤就因发病被紧急转到协和医院，此时他的CD4淋巴细指标不足50个，已经进入艾滋病发病晚期。

从急性感染期，到病毒携带期，最后到艾滋病发病期，CD4细胞逐渐减少。小彤至少已经感染三年以上了，都没有确诊治疗。李太生时常要面对这种遗憾，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，确诊时已经在晚期。

2021年，中国艾滋病死亡人数达到19623人，仍然为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。青少年处在性活跃期，高危的性行为相对较多，好在他们的检测意愿挺强，晚期患者占比相对较少发现。

一位艾滋病一线治疗人员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，近年来青少年患者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这个群体原来没有被筛出来，随着检测试剂的推广，得以被快速发现。

中国艾滋病检测，从2010年进入新阶段。检测试剂从医院、疾控部门扩展向社会机构、个人自检放开，检测成本也随着技术进步而快速下降。

2000年左右中国还没有普及快检试剂，国际上快检试剂的成本在八九十元，以当时的人均月收入水平，个人很难负担得起。据徐杰介绍，到2010年后开始大幅下调，现在单人份试剂可低至十几元。

2020年对北京市顺义区大学生的一份调查显示，调查对象中82.8%有检测意愿。调查对象选择艾滋病检测方法前三位为尿液快检、口腔黏膜渗出液快检和血液快检。大学生更易于接受尿液快速检测方式，高校内有尿液快速检测售卖设备，大学生可以方便完成检测。

是否放开检测？参与讨论的专家组内部产生过争议。徐杰介绍，最主要的担心在于，如果鼓励社会面自我检测，检测出阳性后，患者不及时上报、治疗，继续扩散传染范围怎么办，这样疾控部门既没有准确掌握流行数据，也没有手段督促治疗。

协和医院李太生医生正为艾滋病患者诊疗 图/受访者提供

在艾防中心随后的一项线上调查研究显示，选择自检的男男性行为者中，约4%为阳性，其中90%会选择到疾控中心或医院等专业机构寻求复检等帮助，只有10%的人什么都不做。

综合来看，鼓励自我检测仍然是一个对的选择。徐杰说，专业部门也不断调整检测推广方案，比如快速检测试剂放在学生活动的区域，使用量大大高于在校医院，到2013年销售渠道扩展到网络，增长更快了。

万孚健康等机构联合发布《2021年艾滋病检测趋势报告》显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中国每小时约有400盒HIV快速检测试剂在网上销售平台售出。近三年来，以85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达到线上HIV检测试纸消费者总体的七成以上，且仍呈现持续增长趋势。

在地区分布上，除了位于华南、华东、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，五六线城市的消费增速明显。

知道做不到

依靠治疗来维持，对一个青少年的人生来说就太晚了。

青少年艾滋病患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，治疗周期长，并发症几率更大，这不仅意味着治疗负担将成倍放大，而且治疗10年-15年以上，艾滋病感染者出现心肌梗塞的情况要比正常高三倍之多，骨质疏松比正常人高五倍之多。

李太生介绍，30%的病人出现肾功能损害或者肾功能不全，疲劳综合征较正常人增加四倍。

因而，让青少年早早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更关键。

青少年掌握了一些知识，但是他们掌握的知识，不足以支撑他们保护自己。全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专家组副组长、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马迎华坦言。

2010年至2013年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哨点监测数据显示，该人群艾滋病四分之三接受过免费安全套发放和自愿咨询检测，但是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却不足半数。

中国是国际上较早推出全国艾滋病教育方案的，搭建了中央、省、市三级的艾滋病教育体系。

2003年教育部就要求普遍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，明确初中生保证相关教育满足6个课时，高中生4个课时。

但往往到进到学校，这最后一公里中断了。马迎华说。有业内人士介绍，一些学校为了应付督导评估，只是自行从网络上找一些预防艾滋病的资料，做成海报，张贴展示，没有课堂教学，毫无体系可言。

从2016年起，教育部、国家卫健委共同主持建设《艾滋病、性与健康》课程，供全国高校免费使用。该课程为首批国家线上一流课程。

在东北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小慧介绍，本科时有艾滋病预防教育网课，是算学分的。然而，如一项研究显示，国家要求的八条大众需要掌握的艾滋病基本知识，仍有近30%的学生不知道，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不能从外表看出来，40%的学生不清楚，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的。

当知识和实践脱节，意味着当孩子真正面对风险时，学的知识用不上。

小丹已经不记得，16岁时把艾滋病传染给自己的人究竟是怎样的身份，年龄比我要大，他提出不用安全套，我也没有拒绝。和小丹一样，不少学生感染者，都是从已经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男同人士处传染。

94所高校参与了原国家卫计委、教育部2015年联合启动的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。有一定成效。高校的艾滋病感染新增人数在2016年之后趋于稳定。马迎华分析，2015年－2019年，23岁—24岁组呈下降趋势，15岁—17岁仍呈上升态势。

一位疾控系统人士指出，学校要教的是，没有安全套就不要发生高危性行为，孩子想知道的是，这时候有什么替代方案。

小慧和自己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挂着后台让视频自放，不会认真去看，除了艾滋病传播的三大途径，自己对艾滋病没什么了解。

给徐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的倾诉，我知道安全套能防病，但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，激情上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

其实，艾滋病病毒局部感染后，需要72小时以上才在人体内扎根，在这个时间段，是可以服用药物，阻断其演变成长期慢性感染。

从2018年开始，艾防中心开始推动高危人群的药物预防，为那些一时冲动的行为提供后悔机会。一种是暴露后预防，类似于紧急避孕药，也必须高危性行为发生后72小时之内服药，连续服药服28天；另一种是暴露前预防，需要长期服药，主要用于有高危性行为的群体。

从各国经验来看，当安全套和宣传教育起不到作用的时候，要靠暴露前预防来发力。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代理国别主任周凯曾介绍，将上述措施以及分发药物、促进检测措施结合起来，可以更好地预防艾滋病毒的新发感染。

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

小慧对艾滋病预防的不上心，是认为自己是安全人，没有去献血，也没有性行为。不少学校的主管者们也这样认为。有些学校会直接限制讲课的内容，我们这里没有病例，不要讲太深，不要污染纯洁的校园环境。李小米说。

有一些小学邀请李小米去做青春期教育，她去了之后发现，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比较成熟了，就建议学校增加预防艾滋病的内容。

2015年，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共同承担的一项针对上海市14岁至23岁青少年人群生殖健康的调查显示：在接受调查的初中生、高中生、中专职校生中，有过性行为者的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分别为，14.5岁、15.4岁和15.9岁。

而主动邀请李小米做艾滋病宣讲的小学，在团队参与的所有校园宣讲项目中，占比不到5%。

在一些欧美国家最直接的教育方式就是在中学时期，学校给每一位学生发避孕套。马迎华解释，受教育理念、家长接受程度不同，这个方法在中国还行不通，必须探索自己的艾滋病教育方案。

大部分学校的艾滋病宣传仍然需要依靠自己。疾控部门的人力、物力都集中在防疫上，对校内的艾滋病防治，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，并不是主导作用。上述疾控系统人士说。

多位业内人士提及，艾防办虽然能够将各个部门牵到一起，但是在具体架构下，还是领到自己分管的活回去干，各自为政。

由校园社团提供的同伴教育，被认为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知识缺口的途径。疾控部门曾经和高校合作尝试通过学生社团、同伴教育，来开展高风险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宣传，尤其是渗透到有男男性行为的青年学生群体中宣传。徐杰认为，尽管存在难度，但这个探索很有意义。

学校缺少这方面稳定经费支持。尤其疫情影响下，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压缩了区域内的艾滋病项目的采购经费，李小米团队的整体经费基本减少了一半。大部分学校自己也没有防艾专项预算，但只要有学校邀请，李小米团队都会尽量想办法促成，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自筹经费。

由于投入减少，新冠疫情拖慢了全球消灭艾滋病计划的进度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《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》数据表明，艾滋病大流行的应对进展在过去两年停滞不前，资源不断减少，导致数百万人的生命面临威胁。到2025年，中低收入国家应对艾滋病的资金缺口会达到80亿美元。

一个好的变化是，马迎华发现一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，从小学到高校的艾滋病教育水平都有提高，因为这是市政府有明确要求，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全力支持。

2021年底，教育部印发《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》，提出关于艾滋病教育的三个一级目标内容，首次明确由生物等课程承担教学责任，未来各地新版义务教育教材和高中教材编写，都要按照这个《指南》来执行。

如果原来艾滋病防治是中小学的选修课，未来应该是一门必修课。马迎华说。

（文中小可、小丹、小慧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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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看法

1、网友奔五的麻麻：第三十五个艾滋病日，加油[祈祷][祈祷][祈祷][祈祷][祈祷]